西南地区具有独特的地理特征与少数民族传统，所呈现出来的自然与文化的丰富性对探究文化多样性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价值。本研究从各民族的人口数量出发，对人口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不同分布区的地理特征值，计算各民族地理生态位并进行空间聚类。基于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定量计算西南地区不同空间尺度的文化多样性指数并进行对比。以流域为对象，分析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空间格局和协同关系，辨识影响文化多样性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通过乡村发展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综合评估来掌握区域的发展现状，并针对民族地区提出切实有效的管理对策，为西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与主要结论如下：

      （1）随着时间的推移，合计人口数在空间上呈动态均衡趋势；四川盆地的高人口密度格局被打破，而贵州与广西的高人口密度单元逐渐增多。不同民族的人口在数量上与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各民族的分布范围都随时间而扩大。对六个主要民族的分布格局研究显示，壮族、彝族和藏族大体在各自独立的范围内分布，而苗族与土家族、布依族存在混族而居的现象。对民族人口重心的研究显示，本土民族的地理分布已基本稳定，而迁入的北方民族的地理分布仍存在较大变动；各民族人口重心的分布在时间上趋向于逐步稳定。

     （2）民族分布区的地理特征指示出各民族的地理生态位。研究发现，不同民族分布区的平均海拔、平均坡度、水体覆盖率和水体形态比均具有明显的差异；南方民族分布区的地理特征较为稳定，而北方民族的变动相对较大。以空间信息与地理特征为参数，可将58个民族类别通过空间聚类分成6个组。此外，基于县级单元人口数据的相关分析结果，建立了西南地区各民族间的相互联系，并结合社会学的多种证据，分析了不同民族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3）通过对民族类别数与文化多样性指数的计算，本研究分析县域、市域和省域尺度上文化多样性的时空格局与变化的不同特征；并对比发现，随着空间尺度的依次扩大，文化多样性指数呈明显的逐级增加态势，定量化地反映出西南地区整体上“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对文化多样性的差异度的研究发现，不同大尺度单元内部与之间的文化多样性水平的差异都有缩小的趋势；对民族构成的相似度的研究发现，民族人口的分布在省域尺度上更加融合，而在流域尺度上呈现多种变化趋势。

     （4）从流域尺度分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两者沿河流流向大多呈现“低-高”或“低-高-低”的变化状态。其中，横断山区，与澜沧江流域和元江流域下游，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的高值聚类区；而雅鲁藏布江流域和怒江流域的上游区，与四川盆地局部，为两种多样性的低值聚类区。对两者的空间协同分析显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空间耦合水平较高，但空间耦合协调水平偏低。

     （5）从影响文化多样性指数计算的人口要素分析，文化多样性指数随第2位至第7位民族、非汉族与南方民族的人口数增加而显著增加，随第1位民族、汉族、各类别平均与合计的人口数以及第1位民族首位性的增加而显著减小。而从导致文化多样性产生空间异质性的生态要素分析，生物多样性对文化多样性指数的空间分布产生强烈影响，且两种多样性高的单元都倾向于坡度大、海拔与坡度的差异程度较大但水体覆盖率较低的区域。此外，西南地区阶梯过渡带的文化多样性较高，并对民族人口分布产生区域隔离作用。

     （6）西南地区乡村空间分布特征在村庄密度、最邻近距离指数和最邻近距离变异系数方面都呈现梯度变化。乡村发展均衡度的研究显示，县域尺度上因农民生活落后于农业经营与农村支持而导致的乡村发展偏离情况较多，但总体偏离程度并不严重。而西南地区交通优势度的空间差异体现在东南部与西北部之间，以及交通枢纽与外围区域之间；西南地区的教育医疗服务能力总体偏低，教育医疗服务多集中于大中城市。此外，民族自治县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西南整体。因此，从本土知识传承、民族经济振兴与村镇体系优化等方面提出了促进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